李泽湘喜欢爬山徒步，最极致的一次是 53 岁时，他在 38 小时里走完了 100 公里山路。

　　他是大疆前董事长，曾在大疆成立第二年，团队走到只剩一个出纳的困难时刻给汪滔投资，帮汪滔重新招人。他深度参与塑造了这家如今估值超 1600 亿元的全球无人机霸主。

　　在于 2014 年发起东莞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部落）后，李泽湘还证明了自己有成批复制创新的能力。在诞生于这里的 60 多个科技公司中，15% 已成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包括做扫拖一体扫地机器人的云鲸智能、做物流仓储机器人系统的海柔创新和商业自动驾驶领域的希迪智驾等。 

　　再往前，李泽湘本人也是一位成功的创业者。他于 1999 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下称港科大）任职期间创立了固高科技，固高是目前中国市场份额最大的运动控制器供应商。作为一种工业机器人和高端装备都需要的核心器件，控制器的销量和技术水平一定程度上可指示制造业发展状况。

　　但李泽湘最想攀爬的山峰却不在这儿。在把更快获得成就和财富作为主流追求的世界里，李泽湘最在意的不是一个或十个公司的成功，他偏放下了这些更易摘取的果实，将精力投到了一条少有人走的，最难、最慢的路上：教育改革。

　　李泽湘本人是中国上一次重大教育变革，恢复高考的受益者：1978 年，本来可能在校办工厂当车工的李泽湘应届参加高考，并在大一下学期被选中留美。当去程的飞机从北京升空，越过中国的原野，舷窗下黑乎乎一片，看不到现在的万家灯火。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MU）拿到电机工程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后，李泽湘又一路在伯克利完成硕士、博士学业；在 MIT、纽约大学工作并取得教职。1992 年，他回国加入了当时刚成立的港科大，任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后任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在港科大的最初几年，李泽湘的教学方法并无特异，但创立固高后，他发现实验室的多数学生去了硅谷和华尔街，他们既无能力做产业创新，更无此种志向。

　　李泽湘开始寻找一种更契合产业需求的工科教育方式，他后来将之归纳为 “新工科” 教育。

　　李泽湘认为，新工科教育应该培养 “能用科技创造新东西的人”。这个目标背后有一套宏观形势判断：中国终将用尽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从可以抄作业的追赶者变为要自己写答案的领跑者，这需要真正的创新能力。而能用科技造新东西的人——他们可能是创业者或传统产业的改革者，将不可或缺。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疆、云鲸以及松山湖基地的诸多项目，其实都是新工科教育的延伸。李泽湘需要验证新工科思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否真正在产业中发挥作用，这些公司的发展，反过来又能为优化新工科提供数据和经验。

　　但相比更易出成果的科技公司孵化，新工科教育本身的进展却并不顺利：2004 年至今，除在港科大实践外，李泽湘还和哈工大（深圳）、广东工业大学、湖南大学等多个高校展开合作，形式从开设新课程，到合作试点班再到做联合学院，程度有加深，规模有扩大，但多数项目没能持续下去。2010 年，李泽湘也曾参与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但一年后，他和当时同为港科大教授的励建书、李晓原一起发表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称与南科大校领导教育理念不合，宣布退出。

　　多次受挫后，60 岁的李泽湘又开始了新计划：他主导筹建的 “深圳科创学院” 将在今年 9 月接收首批学生。这是一个深圳市政府支持的、独立于已有高校体系的新平台，李泽湘对此抱有很大期望。

　　他就像在进行一场漫长的山野徒步，起起伏伏，进三退二，屡挫屡试。

　　人能展现如此的韧性，多少与使命感有关。李泽湘 1961 年出生，成长在乡村，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强韧。他接受并内化了当时的教育试图塑造的价值观：个人应有超越自身的更宏大寄托，比如有益集体、报效祖国。这种内化是一种选择。在和李泽湘同时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旅居海外的知识精英中，不少人做出了其他选择。

　　从 2014 年起开始深度参与投资李泽湘孵化项目的明势资本合伙人黄明明形容，李泽湘有赤子之心、接地气：“背一个很破的双肩包，白衬衫、工装裤，像一个老师傅，不像科学家。”